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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铃：我的世界语人生（二）
刘 铃：我的世界语人生（二）
发布日期：2021-09-16 11:25
发布时间：2019-05-21 15:35 来源：协会秘书处
文/刘 铃
1952年，冯文洛同志已经是世界语《人民中国报道》的负责人，通过人事部门商调，把我调到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国报道》编辑部工作，我从此开始从事世界语专业工作。我担任助理编辑，从打字、校对开始，参加了世界语实际工作。1953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也搬来与《人民中国报道》编辑部合署办公，一个班子，两块牌子，兼做两家的工作。我和协会来的陈世德、杨永森在新成立的通联组搞通联工作。1954年，受兄弟国家的干扰,《人民中国报道》被迫停刊，全国世协也停止工作。工作人员部分调离，有的去了东北，有的去了青海。我被留在外文出版社当了工会脱产副主席，不久当选团支部书记。后来外文出版社搬离在国会街的新华社大院，进了在城郊百万庄新建的外文大楼。我当过计划统计科科员，后来调图书编译部当业务秘书。后来平行的各部都独立成社，图书编译部改名外文图书出版社，对外出书就叫外文出版社。1957年，胡愈之同志去苏联和东欧考察归来，向中央报告世界语仍然可用。于是《人民中国报道》在对外文委领导下复刊，协会也恢复工作。1963年在外文大楼成立了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统一领导对外出版发行工作。人民中国报道杂志社和全国世协也搬到外文大楼，人民中国报道杂志社和外文图书出版社是同属外文局领导的平行单位。人民中国报道杂志社也出部分图书，主要是毛主席著作，他们负责翻译，然后发稿给我，由我负责列入图书社的计划，用外文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这是我负责出版世界语图书的开始。人民中国报道杂志社的负责人李柰西同志向外文局罗俊局长要求把我调回中国报道社归队做世界语工作，但我在图书社做计划统计工作有所创新，干得不错，正副局长和图书社的领导都比较满意，不愿意放我走，经过李柰西同志多次交涉，局长才答应等调来适当人选时放我归队。1965年，图书社调来一位南开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接替我的工作，我才被借调到人民中国报道杂志社。我到报道社后，李柰西同志给我的任务，一是去广播学院世界语班当辅导老师,协助冯文洛、陈世德老师批改作业;再就是在报道社开个班,教一批复员军人学世界语。这两个班毕业后，学员分配到国际电台、国际书店、报道社和图书社。后来我又回到图书社，带领分来的八位广播学院毕业的世界语学生和报道社开办的世界语学员以及我从报道社要来负责改定稿的冯文洛同志，在图书社翻译部成立了世界语翻译组，我被任命为组长。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出版世界语图书的国家机构，也是我正式负责世界语图书出版工作的开始。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外文局造反派掌了权,武斗的气氛很浓,图书社一些主要出版毛主席著作的语文组想搬出外文大楼,在友谊宾馆成立毛选翻译室,由于是出版毛主席著作,谁也不好反对。世界语组除一人愿意留下跟着造反派闹革命以外,大家都愿意搬出去避免武斗,于是我们也参加了友谊宾馆的毛选翻译室。武斗是避免了,但清理阶级队伍毛选翻译室也不能例外。世界语组大部分是没有任何历史问题的青年学生,只有我和冯文洛是旧社会来的，自然只有我们是审查对象。我的组长当然只能“靠边站”，由年轻同志取代。每天有人监督我们在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有时开批斗会，年轻同志革命热情高，批斗时不惜上纲上线，火力很猛。有一次批斗会上我突然晕倒了，好在友谊宾馆的医务室就在楼下，找来大夫打了强心针救过来了，后来的批斗会就缓和多了。在被审查期间，我把毛主席著作中各种词语的世界语译法收集起来，制成卡片，然后找一位学生帮忙油印,装订成一大厚本词典,供同志们参考。最后清队的负责同志告诉我,我的历史问题已经找到证明人，得到了澄清，因此宣布我被“解放”了。毛选翻译室结束，我们回到外文局，掌权的造反派坚持把我下放到河南干校去改造。干校的班排长都是造反派，我们这些旧知识分子过的是劳动改造的生活。后来运动出现了反复，造反派的班排长全被撤换了，军代表任命我为他们连的一排排长兼二班班长。当时大家劳动积极性不高，三夏大忙时我只好拼着老命自己带头干，带动大家下地去干活。后来干校实行轮换，北京来了一批，我也第一批回了北京。
回京后，一些领导干部恢复了职务，我也恢复了组长的职务。我决心好好干一番，我认为，根据国外世界语者的情况，不可能要求人家只读毛主席著作，天天背语录，除继续出好主席著作外，必须扩大选题范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已经出了塑料封面本，从第二卷起改出精装本。此外增加了《鲁迅小说选》和《中国文学作品选》等文学作品,特别要增加介绍中国基本知识的选题，还要出儿童画册。这些都逐步做到了。组内有的年轻同志为清队批斗的事向我道歉，我毫不介意，认为大家都是响应号召闹革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清队帮我解决了挂了几十年的历史问题，我高兴还来不及，哪里还能考虑谁批斗了我。
责任编辑：柴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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